易艳刚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22日布的国产影视作品烟草镜头监测结果显示，在去年热播的40部电影中，31部影片有烟草镜头，占影片的77.5%；30部电视剧中，28部有烟草镜头，占电视剧比例的93%。控烟协会已向广电总局发出公开信，呼吁广电行业出台规定和政策，在银幕和荧屏上“禁烟”。（8月23日《京华时报》）
影视剧中大量出现涉烟镜头，的确存在诱导未成年人吸烟的风险，也不利于营造“全民禁烟”的社会氛围。无论是参照国际惯例，还是出于中国现实考虑，减少影视剧中的涉烟尽头都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和紧迫性。
只不过，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影视作品分级制度作保障，影视剧“禁烟”只能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在国内，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2006年颁布的第52号令《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明确要求，影视作品中“过分表现酗酒、吸烟及其他陋习的，应删剪修改”。但是，这一规定的执行情况差强人意，这几年影视剧作品中的吸烟镜头仍然普遍存在，个别影视剧作品更是以大量的吸烟镜头作为塑造人物形象和演绎内心戏的“法宝”。最典型的例子是去年票房大卖的电影《建国大业》，控烟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该片中的烟草镜头竟占总片长的11.76%……
■一周谈（8.16—8.22）
过去一周，媒体报道了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故事：洛杉矶最穷的一个小城贝尔市的一名拾荒妇简·艾丽斯在无意中捡到了该市主要官员的工资单，她惊奇的发现，市长79万美元的年薪比总统奥巴马还要高，一个小小的助理执行官的年薪高达37.6万美元，市议会议员尽管是非全职的职位，但年薪也高达10万美元———根据美国政府的标准，贝尔这类城市的市议会议员每月应该只有400美元的薪水。
作为纳税人，艾丽斯懂得自己的权利，愤怒的她走上街头，以演讲作为“武器”向这些问题官员“宣战”：“美国总统都比贝尔市的那些官员要挣得少，我认为这足以表明贝尔市官员的薪水高得太过分，我们的贝尔市议会已经彻底背弃了对纳税人的责任！”这件事引发了全美关注，迫于民意，贝尔市政厅的官员和议员们召开了“反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政府审查机构的行政长官和助理行政长官、警察局局长等4名高薪官员宣布辞职。同时，迫于压力的议员们全票通过决议：包括市长赫尔南德兹在内的所有政府高薪官员和议员，都自减薪水90%。
“战斗”最终以艾丽斯的胜利告终，她甚至被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敬称为“最具政治影响力的拾荒妇”，他们还评论说，一个国家想要健康发展，就必须要让任何一位公民都具备这种“影响力”。
发生在大洋彼岸的传奇故事，足以让我们认识到，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以理性的方式进行发声，并得到权力的回应……
易艳刚
中国新闻摄影最高荣誉“金镜头”奖颁奖盛典，18日晚在青岛开发区会议中心举行。在年度奖项的评选中，据称是“华商报摄影记者张轶”拍摄的《挟尸要价》以全票赢得本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参赛者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照片素材来源于湖北荆州大学生为救溺水儿童壮烈牺牲一事,而照片中的船夫正在向岸上的人们讨要“捞尸费”。（8月19日人民网）
消息一出，长江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李玉泉在网上发文，质疑这张照片被“误读”，一瞬间让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抛开这些争议，如果照片背后的故事确如我们先前知道的哪个版本，《挟尸要价》完全可以当作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标签。
一方面，就事论事地说，《挟尸要价》获奖的事实反映了新时期本土摄影比赛的专业性回归。由于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国内大大小小的摄影比赛都掺杂了许多专业之外的评判标准，这使得以“高大全”为主旋律的摄影作品长期“垄断”各大摄影展。相比之下，国外那些知名的摄影比赛更注重摄影作品本身的艺术性、真实性和故事性，在追求真善美的同时，也毫不避讳身边的灾难、事故以及假恶丑。《迈阿密先驱报》摄影记者帕特里克·法瑞尔所拍摄的一幅父亲抱着在洪水中死去的5岁的孩子的尸体的照片，就被评价为“对绝望的事情的刻画具有煽动性并且十分镇静沉着”而荣膺去年的普利策新闻奖。
让情感的归情感，让新闻归新闻，这才是我们面对《挟尸要价》这幅作品时应有的理性态度。如果这张新闻照片的背景确如它的名字那样，公众有理由愤怒，因为船夫们索要天价“捞尸费”的举动已经突破了社会道德的底线，也违背了我们尊重死者的传统伦理。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让公众觉得反感与愤怒的，是“挟尸要价”的行为本身而非记者拍摄的这幅照片，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进而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指责……
易艳刚
屡屡发生的质量安全事故似乎有了一定的“套路”：最先是个体消费者的权益受到劣质产品的侵害，然后消费者向媒体求助、媒体予以报道，再是舆论倒逼质检部门介入调查，最终，问题产品受到处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
这种饱受诟病的“套路”以“跟进”为主要特点，让本应该担负主要监察义务的质检部门非常被动。8月19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王勇表示，“十二五”期间，质检系统将培养一批能处理复杂问题的办案能手，对苗头性、潜在性、普遍性质量问题开展研究，提高主动发现、及时打击的能力。(8月20日《新华每日电讯》)
培养“办案能手”，打击“苗头性质量问题”，质检部门的表态是对民意的积极回应，也是主动介入质量问题的有益尝试，我们自然乐见其成。
按照常理，如果质检系统的制度设计运转正常，新闻媒体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机会“越俎代庖”。相反，消费者遭遇质量问题之后，习惯性地向媒体求助，而不是向专司此职的质检部门反映情况，恰恰说明了一些职能部门有缺位或错位嫌疑。可以说，质量安全问题频发，一些不作为的职能部门难辞其咎……
易艳刚
深圳“缝肛”事件又有最新进展：今年7月，一名产妇疑因未给助产士足够的红包而遭到报复，生产完之后肛门被助产士缝上，助产士张某当时坚称“以人格担保未动过针”。然而，深圳市罗湖公安分局近日出示的法医鉴定意见显示，该产妇的肛门处可见“黑色丝线缝扎”，证明确有用针迹象。(8月18日《南方都市报》)
如果不是看到专业法医的鉴定，很多人可能已经相信那个曾在发布会上泣不成声的助产士了，毕竟她曾以自己的“人格”庄严起誓。如今，昭昭真相在揭穿助产士的谎言之时，让我们意识到，动辄“以XX担保”业已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病，而这些虚妄的道德筹码往往不过是当事人制造瞒骗的障眼法。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诚信被视为一种崇高的社会道德，“诚则信，信则立”“一言九鼎”“千金一诺”的古训都是力证。正因如此，在多年以前，如果有人敢于以自己的人格、信誉、社会地位起誓，往往都会博得广泛的信任。
然而，社会转型期让中国社会的道德信用体系出现了危机，不仅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出现了断裂，传统道德对个体的社会信用约束力也呈现出式微迹象。很多信誓旦旦“嘴上快活”的话都是起于草草，终于了了，让人不敢轻易当真。
类似“以人格担保”“以XX担保”的拳拳之言，频频出现在我们身边或者媒体报道之中，难免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