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艳刚
近日,江西省乐平市不少司机反映,该市交警部门新推出了罚款包季、包年制。车主只要事先缴纳1900元可保一个季度不罚款,缴纳8000元可保证一年不罚款。据乐平市交警大队副大队长介绍,他们给交通罚款包季包年的目的是减少当场罚款的频率。(8月18日《南方都市报》)
如此荒唐的“交通处罚套餐”让笔者想起了另一条新闻:前不久,石家庄市某中学规定,学生迟到一次将被罚款5至10元,但如果一次性交纳200元到300元,就可以天天迟到。“迟到包月套餐”的新闻一经曝光,即刻遭遇舆论声讨和网友“拍砖”。
两种“套餐”神似,但其实性质截然不同。“迟到包月套餐”充其量只是教育违章和乱收费,而 “交通罚款套餐”不仅是一种懒政,更有可能是一种渎职行为。
先说懒政。依据《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执法部门对交通违章责任人予以适当处罚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处罚是手段,教育警示才是目的。交通治理具有较强的偶发性,工作也比较繁琐,如果为了 “减少当场罚款的频率”,在不具备任何合理的收费标准的情况下,以“预付费”的方式来减轻自身的工作量,显然是一种懒政思维……
易艳刚
北京市住建委表示，针对拆迁成本过快上升的现象，北京市将通过调控和平衡拆迁安置补偿水平，制定合理、可操作措施，控制拆迁成本。中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秘书长陈云峰表示，拆迁成本是土地成本的一部分，政府如果想控制房价，势必要控制土地成本，控制土地成本则需控制拆迁成本。(8月17日《京华时报》)
按照这位副秘书长的逻辑，高昂的拆迁成本推高了土地成本，进而导致了房价高涨，要想让房价回归理性，必须以降低拆迁成本为前提。这样的论断，出自一个以房地产开发企业的高管为主体的组织，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然而，如果站在被拆迁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势必得出相反的结论：被拆迁户之所以要求提高拆迁安置补偿金，无非是因为土地的实际价值和预期房价已经上涨，过低的拆迁补偿难以保证他们以前的生活水平，岂能水涨船不高？
由此说来，高拆迁成本和高房价谁推高谁是个复杂问题，就好比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不能仅凭一家之言，就将高房价归罪于拆迁成本。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拆迁成本无疑需要控制，但这有一个重要前提，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易艳刚
四川省万源市龙王堂村十七岁少年蒲志钢，为给身患尿毒症的母亲治病，毅然辍学，来到该市官渡镇一家煤矿做起了矿工。在此之前，蒲家从多家亲戚手中筹借的10多万元已经花得所剩无几，蒲志钢只好瞒着母亲弃学从工。(8月16日四川新闻网)
看着记者镜头下蒲志钢的黝黑脸庞和坚毅神情，实在难以想象他只是个年仅十七岁的花季少年。在为他“辍学救母”的拳拳孝心感动之余，人们不免心生疑问：大病来袭，被农民们寄予厚望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何不能帮他们遮风挡雨？
生活中，我们能轻易找到与蒲志钢同病相怜的人：日前媒体报道，在河南辉县市邓城村，农民郎计红为给身患尿毒症的妻子筹钱治病，“实在没有办法”走上了抢夺他人财产的犯罪道路。
他们同样自社会底层，家底薄，抗风险能力弱，坊间“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的顺口溜最能反映他们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悲辛现实。这其实也是中国亿万农村家庭长期以来面临的窘境，他们多数人自身的劳动收入远不足以支付昂贵的医药费，而城市里相对成熟的医疗保障制度又不能辐射到这些家庭，因此只能自求多福……
易艳刚
随着一线城市生存压力加大，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将户口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悄悄在我国一些东部地区的城乡间出现。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8月15日新华网）
美国地理学家波恩在1976年首次提出了“逆城市化”的概念，用以描述发达国家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重心发生变化、城市人口向乡村居民点和小城镇回流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城市功能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冲动。因此，社会人口离开城市并不一定就是“逆城市化”。
以此审视一些东部地区出现的“农转非”趋势放缓的现象，我们似乎并不能将其称为“逆城市化”。甚至可以说，这种现象非但不是我国城市化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反倒应当作为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危险信号。
在城市化尚不充分的前提下，所谓的“逆城市化”在当前社会并不具备现实土壤。今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宏观经济蓝皮书》指出，中国截至2008年的城市化率仅为45.68%，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诚然，无论是报道中所称的“年轻人不愿在城市落户”，还是前段时间舆论热议的“逃离北上广”，都具有“逆城市化”的某些表征，但这其实是一种假象……
易艳刚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再推政务公开新举措，首次将干部绩效考核的“考卷”完整公开。公众只要登陆长沙市政府门户网，即可查看全市9个区县市、96个市直部门党政领导班子今年主要工作目标。根据长沙市干部绩效考核制度，这些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将是被考核单位领导班子2010年实绩考察的“硬杠杠”。（8月12日《湖南日报》）
自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之后，及时公开政务信息、打造“阳光政府”，就已经成为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政治共识。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有的地方的政府部门仅选择性公开部分信息，对公众“报喜不报忧”；有的地方公开的信息语焉不详，不仅让普通民众如阅天书，就连一些专家也直呼难以读懂吃透。
相形之下，长沙市推出政务公开新举措，将政府部门绩效考核的“考卷”提前晒在阳光下，不仅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精神，更是一种积极的制度创新。
一方面，与以往只晒“答卷”相比，连“考卷”一起晒，从更大层面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消除了公众和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等。以长沙市教育局为例，该部门今年的考卷是“创办公办幼儿园20所，学前三年教育毛入园率达87.5%”，这样的信息不仅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更能让公众具体知道教育局为百姓做了什么、将做什么。有了这样的前提……
